“宏長孔教，化平易近成俗”——唐代廟學效能之面相
作者：張宏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討所包養網）
來源：《世界宗教研討》2023年第12期
摘要：孔子廟與教學軌制的合一奠定于唐初，起轉承合，興衰榮辱基礎上與年夜事務“安史之亂”相始終，所分歧的是二者相偕的是時段，而相悖的是內核；換言之，晚唐墮敗后的國家軌制，尤其是祭奠與教學軌制式微不收，反而使得廟學獨立任重，秀出傳統教導之外。而整體考量前后期的情況，唐代廟學除卻循規既定范式教導，以及補足、填充官方教導短板、缺掉之外，對于孔教的弘化，以及在化平易近成俗的隨方設教的層面上始終是分歧的，尤其是在砥礪士風、整理人心方面功莫年夜焉。
孔子廟與教學軌制的合一奠定于唐初，起轉承合，興衰榮辱基礎上與年夜事務“包養網安史之亂”相始終，所分歧的是二者相偕的是時段，而相悖的是內核；換言之，晚唐墮敗后的包養網國家軌制，尤其是祭奠與教學軌制式微不收，反而使得廟學獨立任重，秀出傳統教導之外。而整體考量前后期的情況，唐代廟學除卻循規既定范式教導，以及補足、填充官方教導短板、缺掉之外，對于孔教的弘化，以及在化平易近成俗的隨方設教的層面上始終是分歧的，尤其是在砥礪士風、整理人心方面功莫年夜焉。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唐太宗李世平易近貞觀元年下詔：“全國學皆各立周、孔廟，贈孔子為司寇，謚‘文宣’，旋準房玄齡議停周公祀，專祀孔子，尊為先圣，以顏回為先師，配享孔廟。”貞觀四年又詔“州縣皆挺拔孔廟，四時致祭，以左丘明等廿二人從祀”。“國子學立孔子廟”“全國學皆各立孔子廟”以及“州縣皆挺拔孔廟”和追謚，配享、從祀和“四時致祭”的完備明顯晉陞了孔子的位置，但尤為值得關注的則是孔子廟與教學軌制的合一，即“廟學”，或言“學廟”。段成己在《河中府重建廟學碑》中說：“隋唐以來，學遍全國。雖荒服郡縣皆有學，學必立廟，以禮孔先圣先師”。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十三《學校考祠祭褒贈先圣先師》條末按曰：“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圣之廟矣”。
換言之，廣泛州郡鄉里的學校其實質就是廟學，“郡邑廟學，年夜備于唐”。盛備于唐的廟學實際上成為了全國教化的中間。“廟以崇先圣，學以明人倫”，孔子廟作為崇圣祀賢的場合，對圣人的釋奠之禮被列為國家典制的中祀，“凡祭奠之名有四：一曰天神祭、二曰地祇祭、三曰享人鬼、四曰釋奠于先圣先師”“日月星斗社稷、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包養網心得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為中祀【1】”。廟學釋奠禮的實施并不僅僅只是一種簡單情勢，而是有其完備的內容，朱熹在《信州州學年夜成殿記》中說，“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祀先圣先師于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全國之學者皆知有所向往而及之，非徒修其墻屋，設其貌像，盛其器服，起落俯仰之容以為觀美罷了也”。在朱子看來，修葺孔子廟堂，盛其器服不惟是美觀，釋奠先圣先師在于明曉道統之地點，使全國的士人能夠體察而心向往之，能夠切實往實施道。
興建孔子廟堂，躬行釋奠之禮以崇先圣，明人倫，是國家立學興教的旨趣地點，不僅釋奠之禮被納進國家規定的祀典，還有其他的學禮也在孔子廟舉行。唐高祖武德二年，曾在詔立孔子廟于國子學的同時，實施過“四時致祭”，不過這種典禮是短暫的，能夠構成軌制得以切實進行和維持的還是常典，除卻二月、仲秋上丁的釋奠常祀之外，還有處所州縣學由博士領銜，師生均參與的十月祭奠先圣孔子、先師顏回的鄉飲酒禮和十仲春的正齒禮；天子或許皇太子于仲春行視學禮，國子監諸學的師生參與的祭奠；此外，典籍中還記載有開元七年十一月皇太子掌管，國子監諸學師生參與祭奠先圣孔子、先師顏回以及從祀諸儒的齒胄禮等【2】。
在孔子廟內舉行釋奠、視學以及鄉飲酒和齒胄等祭奠先圣先師的典禮，在于“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祭奠夫子以及先賢是“立全國之年夜本，成全國之年夜經”的舉措，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質與文均在于而顯。切實躬行的功效能夠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齒別有序，遞相勸勉，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易言之，國家自上而下，從中心到處所州、縣、鄉、里的教化是以廟學為中間而展開的。
一、 “化人成俗，必由學乎”
“六經茂典，百王仰則；四學崇教，千載垂范。是以西膠東序，春誦夏弦，說《禮》敦《詩》，本仁祖義，建邦立極，咸必由之”。從唐高祖李淵的一則詔書可以看出來，廟學作為教化的中間，其所肩負的，或許說被賦予的責任是嚴重的，職能的定位和腳色選取從一開始就被規定、固化了，但由上而下的傳達和具體實施則端賴歷史的際遇和為政者的抉擇。各地陸續遍立的孔子廟，縱使有與中心政策相頡頏的處所，好比高宗年間猶有未設立的破例，《舊唐書·高宗紀》記載：咸亨元年，蒲月的詔書請求，“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宜令包養所司，速事營造”。可是總體來說，孔子廟在全國范圍內是廣泛設置了，並且也配套了相應的傳授人員、教導設施以及薪金俸祿制。
自從國子監不再隸屬太常寺以來，“凡國學諸官，自漢以下并署太常，至隋始革之”，國子學就相對獨立為教導機構了。重要學官，如國子祭酒官階為從三品，司業為從四品下，二者的職責是“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國子丞為從六品下，職責是承掌判監事。國子監轄下的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律學和算學也有相對應的配額，如國子博士二人，正五品上，助教二人，從六品上，學生三百人，典學四人等等【3】；處所的官學品階，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府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年夜都督府博士一人，從八品上，中都督府博士一人，從八品劣等等【4】。
傳授人員均對應相應的品階，好比國子祭酒從三品，州學博士從九品等，實質上是將“師”納進了統一的行政體系，易言之，就是貫徹官師合一的形式。政治性的目標撇開不談，這樣的形式對于教化的權力運用是無力且高效的，一紙詔令能夠敏捷傳達全國各地，而當局資金的富餘保證了教學的規模性和持續性。劉禹錫曾說，“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全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從其對價格收入應用的不滿來看，處所的教導經費在唐末似乎也并沒有稍減，至于州縣其他的孔子廟設備以及人員配備等等事項想起來也同樣不差，顯見全國自上而下教導系統的完全性。
以完備的教導體制來弘闡王化，以及移風易俗定位了孔子廟的腳色飾演，唐朝初年的風教弘化，孔子廟的參與是理所應當之事，畢竟整個唐帝國處在相對平穩的狀態，政治社會的清明能夠使之政令、教化能夠自上而下獲得有用的傳達。進于唐朝末年，誠如馬端臨所言“衰亂之后，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頹圯，教養廢弛，而文廟獨存”，禍亂之后，社會板蕩，次序不復，庠序廢弛是天然之現象，“雖設博士門生，或役于有司，名存實亡，掉其所業”。孔子廟獨存的情況一方面維持了學校的教導體制在情勢上的完全，另一方面，也促使了教導效能的轉化，即孔子廟獨自擔當了教化的職能。
執行朝廷政令之外，興辦學校并作為弘化的重心，致使處所的文教風行，應始自于漢朝的文翁，《漢書·偱吏傳》記載：“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年齡》，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至武帝時，乃令全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嗣后歷朝歷代無不參照，以之作為處所施政和文教的重要辦法，隋唐以下，風潮有增無減。《北史卷六十四列傳第五十二》記載柳旦為開設學校，年夜變其風。《隋書·梁彥光傳》記載梁彥光招致山東年夜儒，每鄉立學，非圣哲之書不得傳授，對于“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年夜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以禮勸化，人皆克勵。為治一方的干吏，均以學校的設立為弘化的重心，以禮義為手腕，將學校的教導視為風氣轉化的關鍵。進于中晚唐時期，在官學體制廢弛，教學機構虛置的情況下，孔子廟天然就成為了文教的焦點。
以孔子廟作為處所甚至全國弘揚文教的中間，誠如前文已經述及的那樣，天然是禮義弘化為要。禮者，履也，不離于蒼生日用之間，天然不克不及徒行，而流于情勢。夫子有言“禮云禮云，財寶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注疏》說“禮之所云，豈在此財寶云乎哉者？所貴者，在于安上治平易近。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鍾鼓鏗鏘罷了”。財寶鐘鼓不過是情勢罷了，在孔子廟中行禮致奠在于“睹禮知古”，“以禮而行”，取“主者平易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之效。
《唐六典祠部郎中員外郎》記載：“二月上丁，釋奠于孔宣父，以顏回配焉，其七十二門生及先儒并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二月上戊，釋奠于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皆置孔宣父廟，以顏回配。二月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上丁亦如之”。在孔子廟舉行的釋奠之禮屬于國家祀典的中祀，從朝廷到處所廣泛躬行之。而行釋奠之禮的意義是尊師重道。司馬光在《聞喜縣重建至圣文宣王廟記》中說，釋奠祭奠孔子，“非為一人之私，而為存道”。明代的程徐云：“孔子以道設教，全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道也【5】”。立廟以奉先圣，明道之尊，加之“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逝世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釋奠亦明學之一切自。作為全國通行的祀典，處所的釋奠之禮年齡不廢，《舊唐書·忠義傳》記載王義方赴海南為治時，“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之禮；清歌吹龠，登降有序，蠻酋年夜喜”。《舊唐書·曹華傳》記載憲宗朝包養網時，曹華“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年齡釋奠于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包養網價格四集。落發財贍給，俾成名進仕，其往者如歸”。
《年夜唐開元禮》詳細記載了皇太子釋奠先圣先師的禮儀，年包養網夜致包含齋戒、陳設、出宮、饋享、講學以及還宮等諸環包養行情節。由儀式的重視水平來看，擔承人皇太子是國家的儲君，代表了社稷之依靠，規格屬于國家級。由過程來看，各個環節一絲不茍，“皇太子散齋三日于別殿，致齋二日于正殿”，“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諸陪祭之官皆公服，學生青衿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進實樽罍及幣。犧樽實以醴齊，象樽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玄酒，各實于上樽”等。這是國家的釋奠，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論語·顏淵》云：“正人之德風，君子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在上正人，為政之德若風；鄙人君子，從化之德如草”。為政與施治同樣這般，國家上層重視并以包養網排名身躬行，身教年夜于言傳，政令的傳達順暢，政教達到的後果天然明顯。
處所的釋奠釋菜禮儀對比國家的祭典，在達到的後果上比朝廷的釋奠更為直接。祀典的掌管普通是當地的當局首腦，“前享三日，刺史散齋于別寢二日，致齋于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享之官，散齋二日，各于正寢，致齋一日，于享所”，齋戒等一樣不成忽視，陳設、省饌、行事等項順次齊備。這種釋奠之禮普通是處所行政官員率領鄉邑士紳參與，整肅衣冠，拜府庭下，如對君父，居平易近觀之，乃知孔子之道尊。釋奠先圣先師蒼生觀者如堵，肅穆禮樂之下，“耆艾嘆嗟，睹禮知古”，對于古禮能夠直觀的懂得，親見和就近感觸感染到的沖擊力天然非統一般。
中國傳統禮樂文明肇基于三代，三代的禮樂文明是一個與時俱進、體達時代精力的系統。它能夠自我更換新的資料和調適，能夠化解各種異流沖擊、異化各種資源，并將其導化進禮樂文明的年夜系中來。孔教最切實的含義正在于最親身的踐行，作為一切人倫關系的規范，一套社會調適的情勢，一種生涯方法，安排著日常的社會生涯，生涯經驗中的儒家價值遠遠超過書本上的儒學，重在參與是其內核。三代以下，治出于二，禮樂與刑政別為兩途，虛名化的禮樂，誠如歐陽修在《新唐書·禮樂志》中所謂，“具其名物而躲于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平易近’”。被史官所記的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俯伏興的禮節，不過是有司之事，是禮之末節，實質上早已偏離了禮樂的本質，禮之所云，崇此財寶罷了，樂之所貴者，貴此鍾鼓鏗鏘罷了。禮樂為虛名，“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年夜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全國之人至于老逝世未嘗見也”，全國之人不常得見的禮樂，即便是搢紳、年夜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禮樂的學習成為書本上的知識，成為歷代師法相承的學問，存在于汗牛充棟的經解注疏包養之爭論中，趨于情勢而徒具象征價值。而在文廟中躬行釋奠之禮，脫往其宗教性的原因，目標就是要恢復傳統禮樂沾染教化的效能，使平易近得諸觀感，親身感觸感染古禮之瀰漫，禮樂之宏盛，日用之間教之以順序梯次，應對之際布以敬篤仁讓之義。孔子有言：“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包養網 花園，正人也”。
以文廟為依托實施的學禮不止于釋菜、釋奠，並且就弘化所力圖達到的後果而言，亦莫過于養老以及鄉飲酒、鄉社之切。《禮記·祭義》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皇帝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人君養老分為四種，《禮記·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雖然名稱紛歧，可是有虞氏的上庠和下庠，夏后氏的東序和西序，殷商的右學和左學，以及周人東膠和虞庠，在實質上不過是學校的別稱。《禮記·王制》記載：“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不計別以燕禮、饗禮和食禮之分，鄉便是鄉學，國便是小學，學就是年夜學，這是通行于全國的，所謂“達于諸侯”。養老禮顯見是行于學校的。
歷代在學校實施養老禮的，史籍上多有記載，《魏志》記載高貴鄉公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后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揀德性，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就表揚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的詔書來看，王祥則應是以作為三老被愛崇，《晉書》記載王祥作為三老“陳明王圣帝之軌，君臣政化之要，俯以訓帝”，其成分之高尚，是以師道為尊的，而以學為顯的。
進于唐代，養老禮的實施見于《唐年夜詔令集》卷八十的“養老”條目。一為唐太宗貞觀三年四月“賜孝義高年粟帛詔”，其內容為：百行之本，要道惟孝；一言終身，恕罷了矣。春生夏長，寬仁之令行焉；齊禮品德，恥格之義斯在。以及唐玄宗開元二年玄月的“賜高年幾杖詔”：古之為政，先于尚老，居則致養，禮傳三代；行則就見，制問百年。此外《年夜唐開元禮》卷一○四《天子養老于太學》“養老”條載：“仲秋之月，擇吉辰，天子親養三老、五更于太學”。唐太宗的詔書中明確說明了國家養老的目標是，“冀遐邇歇息，得相存養，長幼有序，敬讓興行”，是以表揚孝義為主的；唐玄宗的“九十以上，宜賜幾杖，八十以上，宜賜鳩杖”的詔令是偱“古之為政，先于尚老，居則致養”，落腳點是為政“行則就見，制問百年”。《新唐書·偱吏韋景駿傳》記載：韋景駿為官官吏生活多治學坊廬、館舍、橋障，對于州郡窮險有蠻夷風之地，開學校，為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至于有以母子相訟者，韋景駿則以為是教導之掉，便授《孝經》，使習年夜義。其所行所言均是以孝義管理之先，“得相存養，長幼有序，敬讓興行”，養老禮所倡導的精力為處所政者所踐行，而後果的獲得較禮儀之情勢亦勝一籌。
鄉飲酒禮在學校的實施，最早見于唐太宗貞觀六年的詔書，《唐會要》卷二六《鄉飲酒》條記載：“當納之軌物，詢諸舊章，可先錄鄉飲酒禮一卷，頒行全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齒別有序，遞相勸勉，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詔書謂“詢諸舊章”，舊章天然是承繼了先前的軌制。《隋書》卷九《禮儀志》云：“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圣、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于學行鄉飲酒禮”。武德九年“共尊社法，以時供祀，各申祈報，兼存宴醑之義，用洽鄉黨之歡【6】”。《唐會要鄉飲酒》記載：唐睿宗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敕：“鄉飲酒禮之廢為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酒禮”。唐玄宗即位開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又詔云：“初頒鄉飲酒禮于全國令牧宰每年至十仲春行之”。
鄉飲酒禮在唐代的實施有一個頗值得留意的處所，即鄉飲酒禮在當時實際上是兩個概念，其一是貞觀年間的詔書所規定的那樣，即州郡長官奉行的鄉飲酒禮，“縣令掌風化，察包養冤滯，聽獄訟……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其二則是諸州貢舉之時舉行的“賓貢”宴飲儀式。《唐會要卷二十六鄉飲酒》條“其所貢之人，將申送一日，行鄉飲酒禮，牲用少牢包養網，以現物充”。雖同名異實，可是依舊脫不了“朝廷率由舊章，敦行禮教”，以期“長幼各相勸勖，忠于國，孝于親，內穆于閨門，外比于鄉黨”的宗旨。誠如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在奏疏中所言，“每年各備禮儀。準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7】”。《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年夜射于孔子冢”。鄉飲、鄉射自原初就圍繞孔子的意義予以進行，天然在孔子廟實施鄉飲酒、鄉射等是理所應當的。以處所州縣的貢人為主，以州郡的行政長官為力推者的鄉飲酒禮在于使士紳平易近包養眾人目擊之，謀風教之熏陶，圖政化之融洽，處所的切實實施對于唐朝后期的文教的宏闡與有功焉。
《新唐書·李棲筠傳》記載李棲筠時任常州刺史時年夜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後果是“登歌降飲，人人知勸”。《新唐書·高承簡傳》記載，高承簡治郾城時，修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合而言之，其雷同之處都是為治荒僻未化的處所，所實施的也都是以學校為依托的鄉飲酒、饗宴之禮儀。孟子有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途徑矣”。《漢書·食貨志》中說：“里有序而鄉有庠包養網排名，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庠序即學校也，禮儀之實施，教化之行進自是為政之一端。《鄉飲酒義》中說“平易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進孝弟。平易近進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氣而出治道也”，進行學禮的演習和行為的示范雖不復禮樂刑政四者底本相依而存的國家和社會治理之道術，但猶不掉學亦為政，以學為政的要素。蘇轍在《上高縣學記》中論述“在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搡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線人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平易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于學然也，郊社祖廟，山水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平易近不犯者也”。
二、整理人心、砥礪士風
“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道著，則奸臣逆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8】”，賈至之言可為安史之亂的真實寫照，河北動蕩，叛軍所過州縣，看風崩潰，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逃竄，幾無實質的抵禦，這當然是由于承常日久，平易近不習戰，可是守節之士寡少，仁義之道不可也是實情。觀河北之變后，尊位如宰相陳希烈者，親如玄宗女婿張垍者，皆受“祿山偽命”“同掌賊之機衡”，觍顏仕偽朝，禮讓仁義道蕩然不存，奸臣逆子之節湮滅不聞，《誅受賊偽官達奚珣等詔》中所言：“人臣之節，有逝世無二。為國之體，將而必誅。況乎委質賊庭，宴安抗命，耽受寵祿，淹延歲時。不顧恩義，助其功效，此則可宥，法將何施”？朝廷之有尊有位者尚且閹然媚于世，下平易近則何故取舍？何故效法蹈矩？
有唐一代，士風疲敝，風俗蕭索，其來有漸，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自六朝以來，君臣之年夜義不明，其視貪生利己、背國忘君已為常事。有唐雖統一區宇已百余年，而見聞習尚猶未盡改”。“魏、晉之際，全國多故，名流少有全者”，政治軌制的腐敗和執政者的昏憒，使得士人在幻想和現實之間擺佈支絀，漢末范滂在就逝世之前對其子說：“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成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為善則不為世所容，只落得身故家敗，為惡則又從道義上說欠亨包養。或許可將范滂的際遇與概嘆，懂得為德福紛歧致，修德包養網向善之人從來都是凄慘孤老，不被現實所容，福報屢爽，而為惡作奸之徒在現實中向來是處處得水、優裕豐足。德福紛歧致的現象從來都不是一時一地之景，難免會給人帶來消極懶惰的情緒，使人對修德與福報之間的必定性產生懷疑，而敢于為惡，或甘于離世遁俗。
芻狗禮義廉恥，弇髦仁義品德，統治者要么視禮教為敝履，徒以功利相尚，如魏武帝《舉賢勿拘操行令》:“明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平易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要么以禮教作為維持統治的幌子，用作翦除異己、殺人的由頭，如嵇康遇害，《晉書》記載，嵇康“答書拒絕（鐘會），因自說不勝流俗，而非薄湯、武。年夜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年夜將軍是以除之，遂殺安及康”。不孝為假，以“孝”殺人罷了。個人、家族、社會、國家的好處追逐和價值關懷的紛歧致，加倍劇了社會罔知所適，虛浮詐偽出現，傳統士風凋弊天然之中【9】。
士風在魏晉時候的淪陷，轉向以個體和家族為重心，而南朝士族政治、軍事權力的掉往，則將士族的責任擔當，以平易近族國家為己任的習氣幾乎掃蕩殆盡。而后顧惜個人榮辱、家族得掉成為風尚。隋唐一統全國，多承南朝流風余韻，士風亦沿自往昔。羅仲素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全國之年夜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全國有風俗”。從教導上著手應是最基礎，或許能夠擔當這項任務的則就是以孔子廟為焦點進行的教導了。
以廟學進行教導，或言砥礪士風、風揚教化，早有有識之士對于此，唐朝中期名相楊綰曾進言：“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罷了。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況復征以孔門之道，責其正人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進謁干謁，驅馳于樞路；露才揚己，喧騰于當代【10】”。針對進士及第長短相陵、扇結鉤黨，進謁干謁，不復淳樸的緣由，楊綰以為是“《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視傳統經典為無物，只知雜文，明經填帖。這雖然是針對進士科舉的弊病，可是直指教化的源頭包養網排名，若要有所改變，必須復歸傳統儒家經典的教化，“取《左傳》《公羊》《谷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希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年夜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
在楊綰奏疏之后，《全唐文》還記載了賈至對楊綰條奏貢舉疏的議論，他說：自典午覆敗，華夏板蕩，蠻夷亂華，衣冠遷徙，南北決裂，人多僑處。圣朝一平區宇，尚復沿襲，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地點耕筑，地看系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東北北之人焉。今欲止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宏訓誘。包養網賈至之言實際上是對楊綰建議的補充，楊綰盼望更張學校教導的內容，以及完美取士的流程，賈至則以為只包養網要朝廷在中心的舉措，顯然缺乏以風化士風，更要廣立學校，推廣處所的教導，“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尚無，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而禮部每歲拔擢進士等次只不過“長佻達之風，啟僥幸之路”。所做之緊要處在于“兼廣學校，以宏訓誘”。
顯然在有識之士看來，擴年夜學校的范圍，恢復孔教傳統經典的教學，是應對士風疲敝之現實、弘揚教化之良方。而養士、化平易近的教導在唐代一開始就被提了出來，武德七年《令諸州舉送明經詔》云：“周孔之教，闕而不修，庠塾之儀，泯焉將墜。非所以闡揚徽烈，敦尚風范，訓平易近調俗，垂裕后昆”。所提出的具體舉措就是“其吏平易近後輩，有識性開敏，志希學藝，亦簽字狀，申送進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學。明設考課，各使勵精，琢成全器”。唐玄宗後天二年也提出：“先王務本，正人知教，化人成俗，理國齊家，必由于學矣”。
而中晚唐后期，處所廟學的教導堪副此任。據年夜歷十年獨孤及的《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并序》，可以推知當時的福州都督府府學禮樂不廢，具體的典制為：禮先圣先師，先師寢廟、七十子之像在東序，講堂書室、函丈之席在西序，齒胄之位，列于廊廡之擺佈。每歲仲春上丁，習舞釋菜。先三日，公齋戒肄禮，命博包養網士率胄子，修祝嘏，陳祭典。釋菜之日，釁器用幣，籩豆在堂，樽罍在阼。而根據《新唐書常袞傳》所記載：常袞“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而早常袞任福建觀包養察使的李椅，亦倡導儒術，在獨孤及的《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并序》中有記載“閩中無儒學，成公至而俗易”，在其任內“以五經訓平易近，考包養教必精，弦誦必時。于是一年人知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祈祈，賢不肖競勸，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家有洙泗，戶有鄒魯”，“俗一變”，“時未幾，皆化翕然”。這種籠統的“化”當然是從平易近風習俗上說的，而士風自為此中之一，尤為關注的則是“未嘗肯出仕”者開始出仕，進進傳統儒家士年夜夫的行列；以及士人文明的轉變，焦點的轉變則是這些士子均習誦儒家經典，以傳統經學為歸【11】。
朝廷不遺余力地鼓勵興學教化，主政一方的處所官員也頗為專心，假如說執政廷正常的學校軌制不克不及發揮應有的感化后（唐朝中后期），處所興廟建學的起了替換和補充的感化的話，那么顯然這種從頭以孔教經典和傳統文明來弘揚教化、砥礪士風的政策和辦法確實是起了必定的感化。不過在從頭審視前后兩期的分別時，不難發現，後期和后期在倡導儒家典籍教學方面并沒有很年夜的分歧，經典的傳授和仕進的門徑均沒有完整被疏忽和廢置，文學、雜學和明經填帖也未完整予以取締。那么就帶來了一個疑問：中晚唐時期的處所廟學在砥礪士風、宏闡教化方面畢竟有什么值得特別關注之處呢？簡言之，其實廟學（尤其是處所廟學）在教學科目在并不與官方推薦的綱目相悖的情況下，傳授內容堅持基礎分歧的條件下，它的特別性就在于：在缺掉官方教學，或言官方教學名存實亡的情況下（中早期），它地點廟學內進行的教導貫徹了包養網比較孔教一以貫之的傳統，即以昌明道統為焦點，對士風最年夜的影響是從道不從君，以全國為己任。韓愈在《處州孔子廟碑》中說：“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克不及修，事雖設，博士門生或役于有司，名存實亡，掉其所業。獨處州剌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考為顏回至子夏十人象，其余六十子及后年夜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包養生、揚雄、鄭元等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門生必皆其人，設講堂，教之行禮肄習此中。又為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門生進學，行釋菜禮。耆老嘆嗟，其後輩皆興于學”。
郡邑中設置的孔子廟廣泛廢覆不起，博士門生多寄于他事，名存實亡之外，最關鍵處是“掉其所業”。中晚唐再建與修飭的孔子廟幾乎撐持了帝國后期的教導，韓退之表揚的不僅僅是處所廟包養學對教化的功用，尤其著力的處所是復起了“道”，復興了士風。“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克不及及遠；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克不及善俗。教不克不及及遠，無損于道；政不克不及善俗，必危其國【包養平台推薦12】”。帝王之政當然是需要的，但并不是重要的，孔子的教化當然需求政治和軌制化的推廣，但政治更需求孔子之教以廣播其政令條章。換言之，孔教可以離開既定的政治束縛，有其本身不移的恒久價值與效能，獨立于政治之外；政治或許為政者離開了孔教所倡導的施政理念與價值規范，必定招致危亡，沒有不本乎情面人道的政權可以耐久。而弘道之事正在于人，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為士者，能夠做到“窮不掉義，達不離道”，困頓之時以節義猛攻，樂在此中；顯達之時以品德自兢，平易近具爾瞻。
孟子曾說，“正人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正人之守，修其身而全國平”，正人所言平庸而道存乎此中，正人所行修身罷了，修身則求諸于己，由己而行，不假于外，不怨天不由人。假如眾人廣泛都能夠依照正人的請求往包養行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身立本則全國平治。《冊府元龜學校部奏議三》記載鳳閣舍包養網比較人韋嗣立之疏“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品德，于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館廟之尊、儒師之尚、禮儀之崇、品德之弘，以及教化之揚的關鍵在于庠序之廣立，廟學之敦守，夫如是，則本立而道生，源浚而流長，士人自任、民氣攸歸，四海之教靡然，草上之風必偃。
注釋
1《唐六典》卷四。
2《年夜唐開元禮》《新舊唐書》和《唐會要》。
3詳參新舊《唐書》職官以及《唐會要》。
4《唐六典》卷三十。
5《明史》卷一三九。
6《冊府元龜》卷三十三“帝王部·崇祭奠第二”。
7《唐會要》卷二十六“鄉飲酒”。
8《舊唐書·楊綰傳》。
9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明》，上海國民出書社，2003年，第251-357頁。
10《舊唐書·楊綰傳》。
11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三卷，中華書局，2001年。
12孔貞叢：《闕里志》卷十。